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安化梅城发挥了重要作用。“莫同发”是个典型。

“莫同发”是民国末期安化驰名的大商号。据说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划分为工商业兼地主时，他们的工商业资产达一亿银元。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虽然大发了一笔国难财，但是也为当时的救国救民救难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莫同发”的老板—莫福升，有兄弟五人，即福升、恒升、晋升、义升和庆升。莫福升兄弟，老家在今邵东县檀山乡九江村。其父崇绛系民间栽缝，生活贫苦。当时迫于生计，其父带着十多岁的兄弟们便先后出外谋生。宣统二年（1910年），福升、晋升兄弟来到安化，肩挑货担，手摇铃铛，走村串户，经营针线日杂，同时兼收山货皮毛及废旧破烂。他们由于待人诚恳，态度和气，深受乡民欢迎，买卖越做越红火。

民国六年，两兄弟在安化县城西街租了一间铺面，取名”同发祥”, 专卖杂货, 还兼收山货。民国十年，五兄弟集资，迁至总铺街，更名“莫同发”。他们扩大经营项目，品种达千余种。抗战期间，他们巳拥有资产7万余银元，店员24名，常班挑夫40多人。民国三十一年，恒升与三个弟弟从总店分出，开设“正记莫同发”。三十五年，福升之子荣庭开设“荣记莫同发”。至此“莫同发”巳发展成: 福记、正记、荣记三家。1956年走上公私合营道路。

莫氏兄弟闯荡商界30余年，从穷到福，由小到大，经营有方。在资金上，善于利用天时地利，兼营信贷业务，搞活资金。二十年代，“莫同发“利用安化县城无银行, 本地商行出外经商不便携带银元的机会，把设在汉口、长沙、常德、湘谭、益阳等地的行庄，与安化商户外出经商建立信贷业务，为之兑付资金，获取地区间和时间差价之利。同时还与外埠商号及厂家挂钩联系，诚守信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日军进犯湖南：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商家急于疏散货物避难，“莫同发”则凭借平日信誉, 大量低价进甩售之货， 可销后付款，从中获取暴利。当年笔者之父就在“莫同发”当先生(帮工先生).带去的挑夫100斤货担到安化，运费是一块银元。我父亲每次要为老板带500人去长沙担货。而当时战事吃紧，日军眼看马上打进城了，商家急于甩货逃命，不分品种，一块银元任其挑一担。比如食盐200斤一包，我们的挑夫专门选大力士进去担货，拼命一担挑二包(400斤)，担出来百十米后，再分四人担回，也是一块银元一担。挑夫担到宁乡一带，路上遇有国军和共产党游击队，他们都团结一致对外讲民族精神，叫把货放在路边，由国军和共军代为保管守着，叫挑夫赶紧再回长沙去担货，抢在日军到来前把货抢运出城。这样抢运了十来天，“莫同发”店里仓库连楼上瓦片子下面都塞满了套靴、布匹等货物。这时长沙在文夕大火后被日军占领了。紧接着长沙的高等法院、省党部机关及一个师的国军和大量难民纷纷逃难到了安化。当时安化县城人口增长了数十倍。城郊的田心、十里牌、七里桥等地都住满了人，随之市埸消费同样剧增。这时从长沙抢运回的物资可救苦救难，为百姓的生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来大家评价，搭帮这些商家起到了当局和国家职能部门无法完成的战备流储的重要作用，保障了难民市场供应。由此同时商家们也发了大财。比如食盐是一块光洋挑回100斤，后来最少也卖一块光洋一斤，利润剧增。可想当年“莫同发”抢运回上几十万斤货物，有布匹、药材等百货，自然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这要搭帮国难的时运。至土改时“莫同发”竟有商业资产近亿。同时发财的还有安化其它几十家中大商号，不过莫家最为突出,效益也最高。

“莫同发”发国难财那是时运，但莫家还是继承和发扬其经营优良传统。随着业务的扩大，他们不光做好大宗油、盐、布匹等生意, 还顾及顾客所需之针线、纽扣、纸笔等小商品，平时还货源不断，尽力拆零供应，商品保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取信于民。每日还规定店员早晨清洗秤盘秤砣，校准油提和酒提，保证秤足尺满。老板与店员同站柜台，同搞卫生，同餐共桌，年终任功行赏分红，连学徒也有红包。这样莫家的生意越来越兴旺。

“莫同发”作为民族资本家，有其唯利是图的一面，亦有爱国利民的一面。抗战期间，棉纱棉布供应紧张，他们组织生产土纱土布，致力国产土产。1950年新中国发行公债，莫家一次购买2000万元(旧币)；抗美援朝时，一次捐款3000块银元。1950至1954年上缴国家税利4亿多元(旧币)，且对民间公益事业，常慷慨解囊，带头资助。被老百姓称其为仁商、义商。“莫同发”还在安化城关镇组建“邵阳同乡会馆”，对招商引资, 促进安化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综上所述莫家成功之道可综合归纳为以下几条：

勤奋创业为根(从货担地摊起家); 诚信道义为本(以德经商得民心); 团队团结为力(家族主仆一股绳); 抓抢机遇为策 (国难当头抓决策)；成功回报为恩 (为国为民作贡献)。

本文是经莫同发目前在梅生活的后代莫盛庭先生审阅后稍作修改的文稿